蔡兴蓉作品选—走在孩子的身后。序言

豆香工作

自序
序如谏。
这个意思，是我在沙发上歪了半夜，临时想出来的。我当然知道，自序的本意是自叙，主要是介绍写作的意图、过程和主旨等，写得好还会有难得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但我又知道，笼罩这一切的，无非一个“谏”字——你得劝读者买你的书。如若不然，整本书就是自说自话，有点像杜丽娘在后花园里唱“似这般姹紫嫣红开遍，尽付与断井残垣”，而读者正如柳梦梅，没有红娘牵线，早径自赶考去了。
因此，我得赶紧说明：这是一本关于孩子的书。
我们碰巧都做过孩子。人生百年，白驹过隙，回首前尘往事，不久前那朝气蓬勃又稀里糊涂的少男少女，仿佛不是自己，但不是自己又会是谁呢？如果能跨时空与那傻小子或毛丫头沟通，一定是奇趣无穷，可惜你做不到。如今，我们或为人父，或为人母，又最爱孩子——这一点我很有把握——如果我们着意于跟孩子同行，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打破时空跟从前的“自己”沟通么？此两点，正是我写作此书的信心所系。
或曰：写孩子的书多了，不差你这一本。这话我不能同意。歌德有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比较而言，孩子更加“说不尽”。至于这本书，我不敢说它比别的教育书籍写得更好更妙，但却有其无可取代的空白性和唯一性，个中缘由，跟我的经历有关。
2009年1月，我从公校请辞，来到连阳光都有重量的深圳，打算做一名家教老师。在家政广告上一瞥，则到处都将“家教老师”和“月子护理”“地板打蜡”等并列一起，我不禁疑起自己的“身份”来。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个西方哲学家说：“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活下去。”鉴于斯，我当然也要先做下去再说。所谓万事开头难，还真是的：“礼有来学，未有往教”的古训是顾不得了，因为做家教的第一件事，乃是展开地图，上门服务。我常常上午到南山，下午到布吉，光公交车上的时间就得三四个小时。有时来不及吃饭，就搁下五元钱，抓起烤红薯，边走边说：“不找了，不找了。”眼见前面有个垃圾桶，就削足适履地吃完，以便将黑糊糊的红薯皮丢进桶里，再把嘴一抹。为此我在日记中写道：做家教得像狼一样饥一顿饱一顿，同时也要像狼一样不得胃病。
这样做了一年，我自由了。
我租了一栋三室两厅的房子，只等“来学”，不再“往教”了。这样一来，我就安排好了一日三餐，也安排好了个人尊严，目前正在进一步安顿自己的灵魂，——但我说的自由远不止此。
作为教师和知识分子，我所谓的自由更多的是指那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实现自我价值的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或者哲学点说，就是能把认识到的发展规律有计划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学习、交流和建树的自由。有关这三个自由，我相信卢梭理解至深，因为他在《爱弥尔》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不断有人请他做家庭老师，但他每次都婉拒了。他认为教书是如履薄冰的工作，怕自己做不好，比较而言，写书更合脾性；再者，他怕把一个公爵的儿子教得鄙薄财富，这就违背了雇主的初衷。第二个原因说得很逗，但却有正经意思在里头：教书，第一紧要的事情是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否则宁可不做。
时间永远快得荒唐。三年，三年一晃就过去了，然而，这是怎样的三年啊！我跟一个文友说，倘使我坐下来专事写作，这三年的素材十年也写不完。这是真的：三年来，我握手了数百个家长，更抵膝了数百个少年。曲径通幽式的接触，使我第一次抵达了真实；打入卧底式的工作，又使我成为一个个家庭的编外成员和稳定因素。站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三叉路口，回首廿年有余的公校生涯，一切历历在目，一切又恍若隔世——从前那个自以为是的自己，对教育，对孩子，毕竟所知甚少，甚少！
举例言之：有一天，一个家长打来电话：“您是语文老师吧？我想请问，您教孩子能不能不考虑分数？”然后她就带着孩子来了。原来她已经找了六、七个语文老师，这些老师都说，不考虑分数就不知道怎么教了。她的理由，乃是她本人在当年高考中，语文考出了135的高分，但她知道，自己其实只掌握了一些技术层面的肤浅东西，至于语文的内核，诸如思想、情趣和文化内涵等，基本上一无所知。现在孩子即将出国，连什么是中国文化，都一句也说不出来。她本人有过海外经历，知道人家一口一个“上帝”，或一口一个“真主”，换言之，人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害怕自己的儿子出去后，因为没有本国文化垫底，无从比较，无从甄别，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怪物”和流浪儿，——而这方面的先例，她知道的早不只一个了。
这使我意识到：学校只计当下，家长只好来计长远。
或许因深圳是国际都市之故吧，诸如此类的家长故事也就不少。这些家长大都有国际背景和国际经历，他们在比较的基础上，对本国教育始终保持着审慎甚至警惕的取舍态度。在本书中，您还将留意到更为激烈的做法：有的长期请家教，不让孩子上一天学；有的直接找到班主任和校长，要求减少孩子的作业量；有的让孩子从所谓重点学校激流勇退，转到一般的国际性学校，等等，等等。
说完了自己，说完了家长，现在就要说说孩子了，——如你所知，这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本书原拟名《缤纷儿女》，写出了一百个孩子千奇百怪而又合情合理的故事，后考虑到《缤纷儿女》文艺性太强，故删之，而更名《走在孩子的后面》；又因为一百个孩子的故事中有略显重复的，故又删之，而只留下了60余篇。这60余篇中的60余孩子，个个都是“这一个”，性格不同，环境不同，际遇不同，而整体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我希望这60余孩子如一个个的点，连成线，连成面，连成体，从而全面表现出当下教育的真实面貌和种种可能性——当然，希望而已，这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再一转念，是否做得到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因为全社会的当务之急，还在关注孩子自身。譬如：那个“国内地震不哭，日本地震却哭”的小男孩，竟是因为害怕日本动漫“停更”；那个考试一失败立即飞跑回家的高中女生，原来是要用刀片自残——只有此时，她的内心才会得到一阵阵的安慰；那个家境富裕，备受关爱的白脸少年，却偏偏热衷于枪击流浪猫；那个“高三的大姑娘”情窦初开，却对男生倍感失望，因为“他们看见一只蜘蛛，跑得比我们女生还快！”……所有这一切，为人师者知之多少？将如之何？
当然，我不至于糊涂到孤立地描写一个个孩子，而忘了他们全部的社会关系；我也不至于自负到独立解决所有疑难，——总得与家长联手。纵然如此，还是有些无所措手的问题，就只好遗憾地留给社会了。
言及此处，我要郑重感谢各位家长给了我充分的信任，从而给了我课程设置和教育方式的创新自由：与一个沉迷游戏的孩子在月光下漫步谈心，是上课；用周黑牌鸭锁骨作道具，“引诱”孩子学习《浮生六记》，是上课；与母女俩在一棵大榕树下现场写作，是上课；一声“开始”，五个孩子分别扑到自己妈妈怀里，奶声奶气地背诵古诗，是上课；与一个有心理困难的高三学生整节课讨论尼采和叔本华，也是上课。教育方式的多样化，可以使教育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也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天成。
唯其如此，我常常想起罗曼·罗兰称赞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一句话：“即使在他最为痛苦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也洋溢着一片乐天的气派。”
本书历时三年。感谢月亮，书中的文字多是在月光下推敲出来的。感谢家长，他们常常远道登门，与我共同讨论文中的观念和细节。感谢孩子，他们刚从上帝身边雀跃前来，可使大人的世界不至混沌。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