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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辈从克家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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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辈从克家的传奇人生
口述:刘孚瑞 整理:李祖才 蔡崇友
人物简介
从克家,男,1907年5月出生于钟祥城南从家庙。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从家庙支部书记、水湖区委书记兼游击队长、北山根据地山东大区区长、书记和北山工委、中共冷水区委书记、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冷水区委书记、钟祥县副县长、县长、兼任县统战部长、政法战线党组书记、汉江修防处党委书记、处长。1989年1月,从克家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横遭厄运 被迫离乡
从克家,1907年5月出生,是钟祥城南大柴湖从家庙人。家境十分贫寒,父亲靠种几亩薄地,每遇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母亲在家织土布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历经艰辛把从克家拉扯大。长大后,做家务、干农活都是一把好手。由于他聪明好学,跟人家学过道士,挣钱贴补家用,还常把母亲织的土布拿到集市上去卖。
一天清晨,从克家借人家的骡马,驮着四匹土布,走在半路上。突然,四个手拿长矛、大刀的人,拦堵在路中,强行要牵走骡马。机灵沉着的他与土匪周旋,仔细辨认说话人的口音和相貌,发现其中有两个是他老表邵大荣手下的人。
从克家懂得“一人难敌众手、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于是忍气吞声、不露声色地回到家里,把被抢的经过告诉父亲,父亲说:“从儿呀,你能平安回来就行了,舍财免灾,我们惹不起他们,可我们躲得起他们。”他听父亲这么一说,气愤得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背着父母径直朝街上走去找老表说理,可是邵大荣根本不相信有过这种事,反而说从克家认错人了。顿时,他气得跳了起来,大骂老表不讲良心,是个带土匪的人。邵说:“从克家说话太不观场,不该在大庭广众的面前骂他是带土匪的人,再三要求从有话到屋里好好讲。”可从克家年轻气盛、不依不饶,硬要邵大荣把手下的人叫出来让他指认。邵在众人面前丢尽颜面,气得脸如猪肝色,无话可辩,迫不得已,无奈归还了骡马和四匹土布。从此,老表邵大荣与从克家结下了怨恨。
邵大荣找来手下几个心腹人,商定要暗地除掉从克家的计策,其中有一心腹,认为邵大荣心狠手毒,做事太绝情,俗话说得好“是骨有三啃,是亲有三故。”何况你们是老表关系呢!如果暗地里除掉了从,自己于心不忍,天理难容!于是有意把话透露给从克家,“从儿呀,你是不是得罪过人?人的脑壳不是荆条子,砍了还可以再发起来,要不要避一避风,能不能离家出去躲一躲,保命要紧呀!”
从克家是一个精明过人的人,他反复琢磨来人的话语,觉得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无风是不会起浪的呀!自己从没有得罪过谁,仅仅是跟老表争吵过一次,难道是他要下我的毒手?从克家知道“虎心隔毛皮,人心隔肚皮”,他更相信“说福不灵说祸灵”的这种说法。从克家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就在当晚夜幕降临之时,索性披了一件黑棉袄离开了从家庙。就在这天深夜里,狗叫个不停,一行人举着火把来到从家庙,把从克家的屋前屋后围起来,撞开了大门,声称要找从克家算账,可是搜遍屋里却不见踪影,这行人,恼羞成怒,竟将从克家的妻子、儿媳杀了,情景惨不忍睹……
参加农运 遭诬入狱
1926年秋天,共产党员陈明山以教书为掩护在水湖一带发动群众,陈来到从克家的家里,与从克家促膝谈心,讲清穷人要翻身,就必须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拿起刀把子,扛起枪杆子,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作坚决的斗争。从克家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跟着陈明山走东家串西家,秘密发动群众,并很快建立了从家庙农民协会。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天,中共湖北省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监察员胡孟平(荆门石桥驿人,一九二六年任荆门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任国共合作的湖北省党部委员),在钟祥河西文大庙集余观祠(今黄土坡发电站)主持召开了五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传达了三月份全省第一次农代会精神,与会代表三万余人,钟祥县党部派季顺清(官庄湖人)、孙善模、关瑞珍三人到南乡从家庙帮助建立了以从家庙为中心的农协联合会,时值二十岁的从克家被发展成为农协会员。通过串连发动群众,从克家率先在从家庙组织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公开与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县党部执行委员张光灿和农协特派员孙善模的带领下集合了十多个农民纠察员到郑文集把伪团防局武装改编为农协武装。
农民运动在钟祥大地风起云涌,迅猛发展,从克家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的公开斗争、开仓济贫,分了大恶霸刘尧卿、刘舜卿的浮财,封了他们的家门。这些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受苦农民的革命斗争热情,严厉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彻底摧毁了旧的乡、保政权组织,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从克家在农协运动中茁壮成长,更加成熟起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立即向农协会进行猖狂地反扑。钟祥还发生了“五·二八”惨案,从克家被迫藏身于大柴湖芦苇中,后在长滩、荆门等地隐蔽。
从克家有家不能归,有田不能种,在万般无奈的困境下,他到委员。制定了“以隐蔽的武装斗争和公开合法的斗争相结合,力求保存实力,迎接胜利”的战略决策,从克家继续坚持北山斗争。遵循上级指示“对北山人民的负担要减轻,对基本群众不要粮、不要税,对受到敌人迫害的群众和军烈属要拿出部分钱物给予救济和安抚”。还把隐蔽在群众家里的干部和战士招回来,组成拥有200余人的连队,一个手枪班和两个区中队。把窜进北山的剿共自卫队及县保安大队溃败赶出了北山。
有一次,从克家带领区中队七十余人到冷水铺的樊庙没收尤寡妇的浮财时,县伪保安大队长王怀远率200之众追击。从克家首先到达官坡,抢占青龙寨制高点,以52支长枪、8支手枪、1挺机枪迎战王怀远部,上午八时战斗打响后,王怀远几次强攻未能得逞。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王怀远的增援部队张建才大队赶到青龙寨下,王怀远依仗人多枪多,再次发起强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王怀远派人向山上喊话:“从胡子你跑不了啦!要活命就下山缴枪投降吧!”从克家回话说:“王大队长你敢上来,我只打一枪,决不放第二枪。”张建才恼羞成怒,想抢头功,带着部队爬上山来。从克家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王怀远看到张被击毙的下场,只好下令撤回冷水铺。王怀远做梦也未想到从克家早已请示上级研究部署决定调遣钟(祥)、荆(钟)两个指挥部配合全歼王怀远部的计划。
有一天,王怀远带着一个勤务兵到冷水铺开序家里理发,刚理到一半的时候,担任主攻的荆钟独立营和从克家率领的北山区中队直逼冷水铺街上,先将王怀远的勤务员击毙,王怀远见势不妙,扯掉围在脖子上的裙布,拔腿就跑,终被擒获押到北山。
从克家与王怀远见了面,安排手枪班队员为王怀远松了绑,并打来洗脸水让其洗脸后,又叫炊事员送来酒饭。王怀远心中不安,认为吃了饭后,就要处死他。刚想到这里,北山手枪队长从荆门执行任务回来,看到王怀远坐在桌子上吃着喝着,心中怒火燃烧,把解下来的手枪往桌子上用力一放,发出了声响。正在吃饭的王怀远吓得一惊,头上冒出了冷汗,认为自己的猜测不错,自己的大限已到,不如拼上性命也要逃跑。王怀远趁着看守人员不注意时,迅速冲出大门立即翻过院墙,向山上跑去。
从克家闻声王怀远跑了,迅速组织手枪队员将王怀远抓回。从克家对王说:“你跑什么呢?我们不是对你很好吗?”王怀远回答说:“你是对我很好,又是松绑、又是打洗脸水、还用酒饭款待我,是不是你从胡子今天要吃我的肉呢?”
从克家说:“你觉得这里对你不安全,那我可以安排你到另一个地方去好吗?”王怀远面如土色、双眼无神、呆如木鸡,低下头来说过一句话。
过了一会儿,从克家安排几个手枪队员重新把王怀远捆了起来,押到北山天井洞(杀牛洞)将王怀远身上绑上一块石头,把这个与人民为敌,欠下北山人民血债的伪县保安大队长,丢进洞里。从洞中传出王怀远身体上的石块碰撞洞壁的发出“咚咚”的声音和王怀远在洞底发出的最后一声惨叫声……
自从王怀远被北山游击队抓捕后,从克家的又一个老表何毓秋,受王怀远家属的委托,专门从陈集来到北山找从克家说情。从克家抓住这一机会,提出要何毓秋转告家属多送礼品(食品、药品、衣被和鞋袜等)方可放回王怀远。王怀远的家属按照从克家的吩咐,几次用马驮着物品送到北山,王怀远的家属在何毓秋的陪同下来到北山,要求与王怀远见上一次面。从克家说:“我们送王怀远到宜城流水沟报到学习去了。”
从克家在北山的时期,生活极其艰苦,缺吃少穿,挨冻受饿,干部战士受伤后,缺医少药,伤口化脓,环境异常恶劣,再加上国民军、日伪军多次“围剿清乡”,从克家和游击队员只好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里,有的当“上门女婿”,有的当“儿子”,有的当“丈夫”。
修防处长 眷恋北山
从克家服从组织安排,调离钟祥县长一职,担任汉江修防处党委书记、处长,可他没有忘记钟祥人民,没有忘记北山革命根据地这片热土。
从克家多次来北山视察北山水库的修建工作,抽出时间到孔艾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把孩子们带到烈士艾必好的墓前说:“北山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有一次国民军上山围剿游击队,群众将国义主动跟我报信,使我们迅速安全转移,没有受到损失,记得当年我还奖励过他八块大洋呢!”
有一天,杨学炳听说从克家来到北山水库工地看望北山人民。他立即从群众中挤进去,从克家一眼看出是杨,便拉着杨学炳的手说:“杨猴子你还好吗?生活上有困难吗?现在怎么样?”杨学炳说:“什么都好,就是没有钱打酒喝买烟抽。”从克家听后二话不说,连忙从口袋里掏钱给杨买酒喝。事后从克家了解到杨学炳在生产队生活的情况,并出具证明杨学炳跟他在北山开展武装斗争情况,直到现在杨学炳(九十岁)仍然享受革命军人待遇,每月民政局部门领取生活补贴费,逢年过节都能享受人民政府的优政策。杨学炳的几个孩子的工作都是从克家操心安排的。而杨炳也把从克家视为生死患难的兄弟,现在杨学炳仍然保存着从家送给的照片。
从克家不愧是北山人民的儿子,他对北山这块红色土地有着的感情,他时刻把北山人民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
他在担任汉江修防处党委书记、处长时,积极主张修建北山水福北山人民。并拨百万资金修建北山水库工程,他还亲自到地区水利局找局长批板车50张,用汽车直送北山水库工地,水潘湖大石门水库泄洪闸时,所需用的钢筋、水泥等物都是从克家想办法提供的,当他知道北山清泉村有200余户人家需要架设电线材料时,从克家拨款三万元,解决该村的照明问题,松柏一队需要架一条几百米水管抽水,从克家又一次帮助解决了,为建郑家桥、王家棚、官坡三级抽水电站往潘湖送水,从克家得知情况后他个人捐款七万余元。
一九八三年十月七日至十二日,汉江水位持续上涨,塘港水位达46—48米以上,超原堤高程0.75米,塘港街被淹,时年七十六岁的从克家,亲自乘坐拖驳铁船查看水情,他发现塘港河岸大量崩塌的情景,严重地威胁着防洪大堤的安全,他立即向省、地请示抢建滑坡护岸,第二年国家再次拨款14.5万元,在钟祥文集至塘港抛石护岸,有效地保障了汉江河岸的安全,保障了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从克家曾在一九八零年五月,时年七十三岁写了一首《急待修建烈士陵园》的诗文:
“回忆一九二七年,农协红遍钟祥县。
贫雇农民显威风,土豪劣绅胆颤寒。
万恶毒蛇梁鑫田,胆敢杀害黄鸿藻。
岂容红枪邪会起,全省抗议起高潮。
农民浪潮涌高峰,人山人海意气雄。
革命志士千千万,敢叫钟祥换新天。
今日吾辈来座谈,烈士英灵笑九泉。
急待修建烈士陵园,教育后代万万年。”
从诗中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从克家老人对钟祥这块红色革命土地的眷恋之情是多么的深厚啊!
从克家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英勇战斗、勤奋工作的一生,他的功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称颂的。
(市直单位供稿)
(后续片段)
敌40余万人。至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
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新阶段。“三五九旅”挥师出西,奉命攻克永城,支援太原大战。当时我随旅部直属部队也参加了攻克永城的战斗。我军苦战了5个星期,由300多人组成的轮番爆破队无一生还。我二话没说,抱起炸药包,同5名战友前往爆破。这时团长尹保仁见状飞身上前,红着眼大骂“混蛋!谁让你去的?你身为营级军官,不知责任轻重,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指挥官!”不等我辩解,战友即夺下炸药包。此去的战友全部遇难,我心里异常沉重,眼睁睁地看到了战争的残酷、战友的牺牲。
从1945年5月到1949年6月,我在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中经历了保卫延安、掩护中央撤离延安、配合收复延安以及全面大反攻的大小战斗112次,在战火中,我由一名普通的士兵成长为一名营级军官,3次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1次受到西北军区师、旅通报表彰。
从军13年,真正在战场上厮杀只有4年时间,但这4年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以至后来很多年,我的耳边一直都隐隐响着那隆隆的炮火声。
步入中年始遇知音
1949年,我随部奉命赴新疆开展大生产运动。
这期间,我的职务除了“三五九旅”炮兵连副连长(副营职)一职,还兼任阿克苏农一师畜牧场场长。我把军队里雷厉风行的作风带到了和平时期的工作中,因此,不到3个月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多次受到师部表彰。
我跟随王震大军挥师北上,保卫延安,挺进山西、奔赴新疆,戎马倥偬,出生入死。此时已步入人中年,在此期间,已知发妻改嫁,孑然一身的我备感伤感和无奈。
转眼到了1952年仲春时节,一位纯朴的姑娘王秀英闯进了我的情感世界。20岁的王秀英是山东潍县(现潍坊市)人,母亲早逝,她从小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来,她的那个没圆房的“丈夫”和他的亲哥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她毅然参军,来到了新疆王震的“三五九旅”部队。
一天,当指导员以试探性的口气为我牵线搭桥时,王秀英腼腆地搓着乌黑的短辫点了头。当天晚饭过后,我与王秀英漫步于阿克苏农场一条树林掩映的小河边。我老实地说:“你知道吗?我是结过婚的。”也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王秀英虽然年纪轻轻,却表现出少见的成熟:“是战争拆散了你们,我不在乎这些。”她的态度很坚定。我还是以诚相告:“我大你13岁,家境贫穷,又无积蓄,你家里同意吗?别人议论怎么办?你以后后悔怎么办?……”“年纪大,是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没有钱,我们有双手,别人议论,我不管,爱上大英雄,我这辈子不后悔!”不久,我们结婚了。
挈妻将刍归隐故乡
1958年,我带着战争留下的7处枪伤,转业回到了故乡—湖北钟祥。这时,我们已有两个女儿了。从当年瞒着母亲参军,到如今挈妻将刍回乡,13年的沧桑变化,令我百感交集。
当时我到县人武部报到时,领导见我是个营级干部,又有那么多著名战役的参战经历,十分崇敬,当即表态要予以安排工作,但我说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我还是回家乡参加生产劳动吧,不必麻烦组织……并要求这位领导不要声张。后来,随着人事的变迁,知情领导的易位,我的身份便彻底封存了。
40多年来,我以一个普通退伍军人、普通共产党员和普通农民的身份与家乡的老百姓朝夕相处,我当过的最大的“官”是村里林场的会计、出纳。
1959年,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肖店村更不例外,我看到旱情危急,不少人缺粮饿死,心急如焚,我把退伍时部队发给的工资补贴共8000多元的积蓄捐给了村里抗旱,还资助30多户度过了百年罕见的“饥荒”。
村领导知道我是退伍军人,经常请我给村小学搞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我总是只讲别人,不讲自己,学生们好奇地问打仗时当什么官,我老是一句话:一个普通战士。
1976年、1981年和1985年,上级组织在三次调查转业军置情况时,我一直守口如瓶,我还几次召开家庭会,统一思想,不向上级组织伸手要这要那。
时任钟祥市皇庄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孙主任数次找我核实情况,我要么敷衍搪塞,要么避而不见,最终“蒙混过关。”二女儿桂花是村民办教师,向我提出借此机会转为公办教师的想法,说完,就被我顶回去,我语重心长地说:“儿女们,要靠自己,给组织找麻烦,这样不好,再说组织上每月还发给我和你妈几十元抚恤金,我们应该知足了。我的家一直是肖店村八组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因为我身上有多处战争留下的枪伤,王秀英是北方人,着我回乡后,很长一段时间学不会南方的农活。后来独生子孙命,靠每月100多元的抚恤金度日。
1992年,我不幸患上高血压病,前几年又并发中风半身不遂,没钱治病,老伴王秀英希望自己的精心照料能使我顺利地度过风烛残年。不料今年春节前,我的病情急剧恶化,鼻腔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家里一贫如洗。连装衣服都是用纸箱子。万般无奈之下,老伴王秀英瞒着我去了乡政府,向领导们讲述了我的经历,希望政府能救我一命……我的事迹传开后,钟祥电视台、湖北电视台、湖北日报、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全国二十余家媒体纷纷报道。市委书记,市长,省委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领导上门慰问我,使我倍受鼓舞,由衷欣慰;说实话,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铁血传奇—九里乡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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