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苑散论—杨孟祺，序言

芦苇飞雪2022 · 发表于昨天 12:18

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序《教苑散论》
杨孟琪先生的新著《教苑散论》出版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杨孟琪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校长，杰出的语文教师和有影响的杂文作者，人们传说着他的不少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他早年就同著名文学理论家荒芜先生、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先生等文化名流结下了友情，几十年来一直交往着。荒芜先生引他走上了杂文创作的道路，年轻气盛的杨孟琪先生还来不及感激荒芜先生，就在1957年的急风暴雨中因为发表杂文而被打成右派，荒芜先生常常为此扼腕叹息。杨孟琪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和吴祖光先生一同被押往北大荒，并被关在同一个“牛棚”，两人常在一起伐木，咽窝窝头，互相安慰和鼓励……按常规，杨孟琪先生理应让政府要员或社会名流为其新著《教苑散论》作序，可是，杨孟琪先生却偏偏又是一个一生不按常规办事的人，他执意要我这个做学生的写序！我实感学力不及，惶恐不安，但一想自己承蒙先生错爱20年，我就愿意像20年前在课堂上洋洋洒洒地做先生布置的作文一样，去做这篇难文章。
杨孟琪先生是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我中学毕业后，无论是读大学，还是做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或是在工作岗位上，都读着他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在文字上也一直和他交往着。收入到《教苑散论》中的70余篇文章，杨孟琪先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前后，大都寄底稿或样报（刊）给我看过，此次结集出版，我又有幸成为第一读者。在我与杨先生的20年的频繁交往中，我了解了杨先生坎坷的人生经历，鲜明的爱憎，刚正不阿的为人，出类拔萃的才干，忧国忧民的襟怀，这些都应了杨先生自己的一句名言：“知师莫如生”。
“知师莫如生”，对我和杨先生20年来的师生亲密关系而言，于我确实是真理。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教苑散论》，70多篇文章，没有哪一篇不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掩卷长思，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在我眼前浮现，先生的不平凡经历也在我脑海里连成一片。
杨孟琪先生出生于武汉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在当时的《大刚报》和《长江文艺》上发表过文章。他高中毕业时，正是我们的共和国如旭日东升的时候，他做梦都想读大学中文系当作家。可是，他的父亲以作家一定要有生活，而生活莫过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道理，并以当时中学生爱不释手的原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作者阿扎耶夫本身就是一位工程师为例说服了他。他报考了建筑专业，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还朗诵了自己写的“建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民俱欢颜”的诗，可见他当时的豪情壮志！
一进大学，他就因为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而担任了校刊主编。他主编的校刊成为当时教育部学生司向全国推荐的刊物。
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他主编的校刊被批判成和胡风唱一个调子的刊物，他也被打成“小胡风”，其时，他只有17岁！滑稽的是经此一批，反使他成为了各校闻名的“文曲星”。1956年他毕业时，中央建工部要选拔一位品学兼优且文字功底深厚的毕业生去做专家的秘书，他自然成了最佳人选。
杨先生建工部总工程师室作文字秘书，不久就考上留苏指标，准备用一年时间在清华大学通过副博士论文，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学半年俄语，然后插班莫斯科大学四年级。杨先生学的是建筑艺术，要经常去北京大学听美学课。他把朱光潜、蔡仪、李泽厚三人的观点加以比较，写了一篇题为《论美的主客观二重性》的论文。殊不知《新建设》杂志在发表时加了一个“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的按语。紧接着，“关于XXX和胡风唱一个调子，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急件也分别送到中央建工部机关党委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部党委……
又过了不久，星期天杨先生进城在荒芜先生家里遇见了《北京日报》社会部的主任，经荒芜先生推荐，这位主任向杨先生约杂文稿。杨先生回到清华大学明斋宿舍，竟夜不能寐，披衣起床，写了他的第一篇杂文《表》。其大意是：有一位先生最值得他骄傲的是他有一块与格林威治时间不差分秒的表，可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又不是用格林威治时间的，亲朋好友劝他把时针拨过来，他坚持“我是最标准时间”，结果吃尽了苦头，一面拨时针，一面惋惜：“我这是格林威治时间呀！”文章在结尾反问：“即使你是格林威治时间，你又能怎么样呢？”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头版右下角一发表就闯下大祸。开始，他被宣布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接着被戴上右派帽子（右派六类），再接着由右派六类升为二类。1958年3月，他和中央国家机关系统6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右派，从北京双桥农场出发，一火车直达密山，接着连夜由汽车把他们拖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
二
“在北大荒劳动，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期。”杨孟琪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还不是怀念那狗皮帽挂满冰爪子，走起路来鸣佩环叮当作响的声音，不是怀念那每餐从麻袋里掏出像烟叶一样的白菜酒把盐一煮就吃的佳肴，也不是怀念那在风雪中扛大锯进原始森林伐红松的脚印，而是怀念那清心寡欲而又拼死拼活读书的日日夜夜。他曾用和尚修行打过一个比喻：深山古寺，六根剃尽，左手数佛珠，右手敲木鱼，在青灯之下，念“南无阿弥陀佛”，幻想悟道成佛。那佛是虚幻缥缈的，一剂麻醉药而已。读书则不同，像“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芸芸儒生那样，囊萤映雪，即使读得口舌生疮也难知书中三味，然而，如果也来个六根剃尽，清心寡欲，也许能含英咀华，发为芬芳。杨孟琪先生那时读书就到了“六根剃尽，清心寡欲”的地步。在那“大雪压青松”的年代，他没有了当官的欲望、上光荣榜的欲望、谈恋爱的欲望，甚至连博得几句低廉的奉承话的欲望都没有了。他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总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只有读书时，他才意识到自身还存在，生命还在延续，思想还在抗争。
杨孟琪先生回忆在北大荒读书的情景时，总是兴奋地说：“每遇刮烟炮（大风雪搅和得天昏地暗）不能出工了，或是每当伐完了木头，咽下、一、二个用高粱米粉做的窝窝头，用砂轮打磨快了大锯，用老虎钳扳好了锯齿的时候，我就在木笼（用木头堆成的小屋）里读书。木笼中是半个汽油桶烧的木柴火，点的是松明子灯，我半截身子放在被窝里，半截身子坐起来，大衣棉衣照样穿着，狗皮帽照样戴着，读着从北京、上海……邮购来的书，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真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在这种境界才能见到书中的真情真理。”杨孟琪先生那时写的诗词中的“快读深恩夜忘倦”的句子就是这种感觉的写照。这个时期，他反反复复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越读越觉得自己1956年在《新建设》、《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没有错，自己不是右派。他坚持认为：他发表的《论美的主客观二重性》属学术研究范围，《表》是杂文，是文学作品。他还想申辩，吴祖光先生劝阻了他，要他沉住气。这个时期，他还读了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他真正懂得了知识就是力量，活着就有希望的道理。他这个时期的忘我读书，为他几年后在美学、哲学、史学、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丰厚的研究成果，为他十几年后在语文教学研究、学校教育管理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为他二十几年后不断发表杂文、随笔以至于今天结集出版《教苑散论》，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宽广的知识基础。杨孟琪先生的故交、学生总是为他情系北大荒而大惑不解，也许我在这里破译出了杨孟琪先生从未明言的谜底。
三
1960年杨孟琪先生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曾被安排在北京建筑学校教课，1962年便被发落到湖北省钟祥县冷水中学当语文教师。在冷水中学，他白天认认真真教书，深得学生喜爱，夜里兢兢业业写文章，一发不可收。他天真地发誓：写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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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慕名前来参观访问。他的治校理论已被编入《优秀中小学校长》（邹时炎主编，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1992年，中国教育学会还特邀他作了题为《新老“三论”与学校管理》的学术报告。他本人也先后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教师、湖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湖北省优秀校长、荆州地区“十佳校长”……
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要像苏霍姆林斯基创建巴甫雷什中学一样，创建我理想中的旧口高级中学。”为了创建他理想中的旧口高级中学，他作出了他自己所说的“三个最优化选择”：一是从回北京、回武汉、回钟祥（他爱人在钟祥城关工作，家居城关）、回归旧口中，选择了回归旧口；二是从凭苦干、凭经验干、凭科学干中，选择了凭科学干；三是从对不正之风避、和、顶中选择了顶。正因为如此，他才谢绝了各方商调，而且干脆把爱人从城关调到了旧口。我想，从70年代末期起，所有受教于杨孟琪先生的学生都会感激他的“三个最优化选择”，所有富有道义感和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会为他献身农村教育事业的精神所感动，所有执教于旧口高级中学的教师和曾经在旧口高级中学学习过的学生都会为他们有这样超世脱俗境界的校长而感到自豪。我就是千百万感激者、被感动者、自豪者中的一员！我们庆贺杨孟琪先生在学校管理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同样，他担任旧口高级中学校长后，在语文教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十余年间，他发表了《练孔夫子遗忘的功》、《语文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等数十篇论文，出版了自撰百余篇范文的《中学语文作文范例》等个人专著，创立了“为写而读，以写促读”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模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教学效果。1989年《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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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应读者要求，以杨孟琪先生为封面人物的形式，著文《他在创建孔夫子未曾开创的新体系》，介绍了他“为写而读，以写促读”的教学法。1991年东北师范大学将此教学法编入《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范例》，海南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还多次邀请他以语文教学专家名义讲学和进行学术研讨。
1994年3月，中共湖北省纪委机关刊物《楚天风纪》以他为封面人物，著文《三过硬的校长》，表彰了他教学、管理、廉洁三过硬的先进事迹；《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收入了他的传略，并评论他“知识面广博，文理兼长，学术思想活跃，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育家”。
四
杨孟琪先生在杂文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收入到《教苑散论》中的数十篇杂文是他1993年以来公开发表的谈论教育问题的新作。邓小平同志1992年发表的南巡讲话给了他“重操旧业”（写杂文）的勇气和力量，他的杂文可以看作是他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教育现象和规律的心得，它们体现和深化了他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他冷嘲热讽、鞭挞社会不正之风的投枪、匕首、重型炮弹。他的杂文一问世，就受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像《校长跳的新疆舞呀》、《校长究竟该姓什么》、《灵魂工程师吸鳖精》、《“她”先生传》……编辑部都收到近百封读者来信，全国各地报刊杂志都竞相转载。
为什么他的杂文如此受欢迎呢？
我认为，首先，他的杂文说的是真话。主题最深刻的《“她”先生传》就是巧妙地把《契诃夫手记》中的“她脸上的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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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不够用，睁眼时必须把嘴闭上，张嘴时必须把眼闭上”，用到揭露现实某些国民的弱点“张嘴——闭眼，睁眼——闭嘴”上的；《校长跳的新疆舞呀》形象地揭露了学校多收费、乱收费的实质是代人受过，是各方面都伸手向学校要钱；《一句话》则指出为政者首先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不要脱离实际地去捞政绩……几乎字字警钟，篇篇惊雷。
同时，杨孟琪先生的杂文融洽深刻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于一炉，既是无容置辩的政论文，又是妙趣横生的艺术品，是真正的文艺作品。多种创作手法、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人读来感觉到琳琅满目：《一封“时髦”的情书》、《O先生的墓志铭》的夸张使人喷饭，《校长跳的新疆舞呀》的比喻使人在滑稽中体味到苦涩，《灵魂工程师吸鳖精》的类比使人在幽默中感受辛酸，《其实你不懂“她”的心》的对话引用的小故事把“她”的心刻画得入木三分，像《从美狗计到仿生学》、《托起明天的什么》……题目就散发出浓郁的杂文味儿。擅长于用记叙体写杂文是杨孟琪先生杂文的又一个特点，像《爸爸亲自杀脚鱼》、《长癌，10分钟》、《从美狗计到仿生学》，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展现出一幅幅滑稽可笑而又在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须多加一字的评论，是非褒贬就十分分明了。
杨孟琪先生的杂文语言形象、辛辣，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
北京的校长跳新疆舞还多少有点自主权，而且上面的手要的钱越多，下面的手舞得越轻松，跳的是轻松节拍。而我们这儿的校长，则是上面要你怎么跳，你就得怎么跳（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有什么名目要交钱，要交多少钱呢），因此，上面那只手要交得越多，下面这只手就要抓得越狠，跳的是与迪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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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舞相似的新疆舞，而且伴奏的却又是一曲上面安排的“严禁学校乱收费”的步步紧，怎么不叫我们的校长跳得大汗淋漓，跳得社会上对学校鄙视，跳得师生关系如同水火（×校教师个个不愿当班主任，他们最怕向学生收钱）呢？好一个熬杀人的新疆舞呀！
（《校长跳的新疆舞呀》）
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又是多么尖锐泼辣呀！
校长，究竟该姓什么，该怎样姓，提笔四顾心茫然。想当年姓“社”姓“资”争得难分难解之际，小平同志南巡一讲，国人就豁然开朗了。相形之下，这区区，难道还要劳小平同志开口么
（《校长究竟该姓什么》）
多么贴切的类比，又是多么强有力的发人深思！
这下“她”先生当公仆了。这一居高临下，“她”先生就要把下面所有的人训练成“张嘴——闭眼，睁眼——闭嘴”的连动器……
（《“她”先生传》）
如一个霹雳，震聋发聩。我们周围甚至我们自己有时不也就是这样的“连动器”吗？读来不禁毛骨悚然！
情书虽属“隐私”，此举岂不触犯刑律？而此书除授受者，似无私可隐，姑以“D”与“M”代之。嗣后，又甚惴惴，若对号入座者齐诉诸公堂，了得？
（《一封“时髦”的情书》）
好一个“此书除授受者，似无私可隐”，活脱出新党八股的千篇一律，连情书也不例外；好一个“齐诉诸公堂，了得？”操新党八股之业者既比比皆是，又舍不得放下这一“绝招”，可叹，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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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苑散论》还收入了杨孟琪先生近年来发表的部分教学随笔。他的教学随笔也是独具慧眼的。他根据本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家提出的“三分法教育”（常规教育、非常规教育、隐性课堂）撰写的3篇随笔，即常规教育要把钥匙交给学生的《金钥匙工程》、非常规教育要培育人的特点的《郭橐驼工程》、隐性课堂要强化教育功能和消除松散无序状态的《桃源工程》，被学术界认为是“抓住了素质教育的牛鼻子”。他提倡研究人的个性、发展人的个性，写道：“教育是塑造人的艺术，却常常忽略了关于人的研究，而离开了对教育对象的了解、研究，怎么能谈得上有效地塑造呢？我们能否在了解学生的个性的基础上，诱发其兴趣，发现其特点，创造条件使其特点变成特长，使其特长导致职业定向呢？”他提出要把西方教育的“求异意识”列入“拿来主义”的清单，大力发展学生的求异思维，《乌龟是流线形的》、《鸡蛋、鸭梨和格子里的苹果》等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读后令人深思。他的教学随笔每篇仅是一千来字，但是尺水兴波，在读者心中卷起的波澜却不是那么容易平息的。
“文如其人”，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浓墨重彩地描述杨孟琪先生的人生坎坷历程，就是为了让读者读了《教苑散论》后明白，杨孟琪先生的文正如他的人，正如他喜欢的格言“不屈为至贵，有识是豪富”。的的确确，他不仅学识渊博，华章感人，造诣颇深，而且人格高尚，心灵美好，情操高洁，一生都在讲真话，都在追求真理，都在用真知启迪后人，都在冒风险真正捍卫党的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歌颂的就是杨孟琪先生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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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欣闻华中师范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等学术研究部门将主持召开杨孟琪先生作品研讨会，我企盼着研讨会的尽早召开。如果我的这篇粗陋文字能对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深入研究杨孟琪先生的作品有所裨益，我将不胜荣幸之至！
本文所述定有不当，恳请广大读者和杨孟琪先生本人不吝指正。
钟德涛
199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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